英国AA建筑学院校友分享建筑专业学习心得(上)

编者按

下文的内容是我在伦敦建筑联盟（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学习过程中的一点点思考；将建筑理论的思考与设计整合是个特别宏大的话题，本文勉力介绍在AA的一股思考的力量。文中所提想法受益于我的导师 Pier Vittorio Aureli & Sam Jacoby ，不敢居功为我自己的全新创造。文章的内容理论性论述居多，文笔粗浅请各位看官海涵。

序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广义的建筑学领域中出现了逐渐细化的分工，室内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设计以及城市规划等等。然而，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基于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以一种特殊的视角考量建筑与城市问题，使建筑设计与城市设计重新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an united discipline）。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讨论“类型的细分（the subdivision of type）”这一研究方法和“地平面场景模式（the ground scenario）”这一研究对象在类型学层面的意义。下篇将重点探讨“地平面场景模式”在城市层面的意义。

第一部分

大都市状态中的地平面概念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没有地平面就没有城市发展。在这样的理解下，大都市的城市空间与其地平面之间的关系是亲密而具有影响力的。由此，大都市的密度化（densification）与拥塞化（congestion）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回溯到地平面这一问题。

首先，地平面的概念可以被定义为一个物理上连续的平面。在常规意义上，高层建筑被看做大都市中最重要的填充物（urban infill），比如高楼林立的纽约。这些高层建筑正是扎根于城市的地平面，与来自城市的使用者丰富的互动关系也发生在这里。纵观现代高层建筑的发展历程，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经典高层设计无疑是其中的典范。在1930年代末，密斯将工作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城市模式促发了他建筑语言的转变。作为对这种新的大都市状态的回应，密斯在他的高层设计中发展出了创造性的基于地面层的语汇（the innovative gesture on the ground layer），建立了具有范式意义的‘密斯式高层（Miesian high-rise building type）’的建筑类型，比如坐落在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这座建筑与地面相接的处理方式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体现了密斯的城市观；后来甚至影响了纽约政府关于高层法规的制定。在几十年之后，同样是基于纽约的对大都市的解读，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曼哈顿主义（Manhattanism）”和“拥塞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的宣言。在《癫狂纽约》（Delirious New York）一书中，库哈斯指出大都市的高层建筑是被拥塞的地面层所驱动的，这种方式标志了当代大都市文化的本质特征。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曼哈顿下城健身俱乐部（Downtown Athletic Club），集中体现了高层建筑的功能配置是对于其地面层的垂直重复叠加。密斯与库哈斯对大都市语境下建筑地平面的理解与设计上的操作手法形成了有趣而矛盾的对比。后文中将基于密斯的建筑语汇从类型学的层面上探讨地平面的问题，关于库哈斯的讨论将更多地在本文的下篇中涉及。

考虑到建筑与城市之间紧密的相互投射关系，在城市的语境中，地平面的概念是一组连续的三维空间，由城市基础设施的平台和隧道组成（a spatial ground condition consisting of infrastructural platforms and tunnels）。纽约的高线公园（High Line Park）通常被作为对大都市状态下地平面空间重新定义与开发的经典案例。然而，高线公园的尺度决定了它只能作为一个城市片段被考量。将地平面的概念推向整个城市尺度的案例并不是纽约，而是香港的城市空间 。在《没有地平面的城市》（Cities Without Ground）一书中，香港被定义为一座地平面被城市空间消解了的城市。由于城市建设在层次丰富的山地上，从物理意义上说，香港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地平面。而且，在当地居民的常规认知中，这个城市也没有地平面的概念。所以，该书的作者提出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文化认知上，香港都是一座没有地平面的城市。反过来看，香港的城市空间使地平面的概念突破了“物理上的平面”这一狭义定义。

由此，本文提出地平面也可以被广义的理解为“一系列稳定的参考点（a system of stable reference points）”。在这里，地平面是否在地面不在重要，它代表的是建筑与城市发生互动关系的接触点的集合，也是建筑与城市中人群活动最活跃的那一个层面。要说明的是，这些接触点要互相连接、形成有意义的空间序列才能被成为广义地平面；孤立的少数接触点并不能构成一个地平面的层次。事实上，相对于缺失的地平面，这种广义的定义更适合用来解读香港混杂的地平面状况。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本文将使用“地平面场景模式（the ground scenario）”这一名词表述在类型学以及城市两种尺度中物理上以及文化认知上的地平面概念。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类型的细分的概念

（the concept of subdivision of type）

在建筑领域中，类型学的概念起源于十九世纪初期。德昆西（Quatremere de Quincy）第一次为类型学提出了完整而精确的理论基础。对于德昆西来说，类型代表的更多是一种可以指导建筑范例的概念，或者说抽象的准则 （'The word ‘type’ presents less the image of a thing to copy or imitate completely than the idea of an element which ought itself to serve as a rule for the model.）。基于德昆西的理论，类型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抽象的概念。因此，本文将他的类型学理论概括为作为“概念的类型（type as idea）”。在同一时期，迪朗（Jean Nicolas Louis Durand）提出了具象意义的类型的概念，即“作为范式类型（type as model）”。迪朗的理论介绍了一种将建筑系统化分类的方法。相比德昆西的抽象与理想化，迪朗关注的是类型学的可操作性，即通过类型学的方式如何有效地推动建筑设计。事实上， 从德昆西或者迪朗任何一方单方面理解类型学都是不完整的，他们的理论对立而统一。综合起来看，类型学层面的表述和方法（typological description and method）为建筑和城市学科提供了理性和具有对比性的讨论的基础。

在当代建筑学语境下，本文试图将类型的概念再向前推进一步，由此提出了“类型的细分(the subdivision of type)”的概念。类型的细分建立在对类型的重新理解，即一个独立的类型（an independent type）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单体，而是由一套子类型体系（a systemic set of subtypes）组成的综合体。这一概念尝试在两种互补而对立的类型学观点 - 作为概念的类型（type as idea）和作为范式的类型（type as model）- 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与连接点。通过细分而达到的平衡方式并不是简单地在两种对立的理论中寻求一个中间地带。而是从一个新的尺度介入，从而消解这两种理论之间的矛盾性，得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类型的细分的概念为建筑与城市学科中差异性的共存和矛盾性的协调提供了可能性。细分的操作方式将在对问题的探索过程中产生意义，而不是在问题的结论中。

类型的细分的操作方式依赖“子类型（subtype）”和“体系（a systemic set）”这两个重要要素。子类型作为总体类型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它作为一种细分媒介（subdividing instrumentality）可以涉及到功能、组织、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等多方面。如果不能对子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interrelation and interaction）有深入了解，就不能对子类型有全面的了解。在总体类型与子类型中，整体和局部通常会传达不同的意义。子类型之间的微妙关系由此形成了它的体系（a systemic set）。体系对于子类型的成因、影响和充要性的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子类型和体系之间没有必然的从属关系，对于不同总体类型中提取出的子类型的重组可能会带来结果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

第三部分

类型的细分视角下密斯的建筑语汇

在学术界，密斯凡德罗的职业生涯通常被划分为欧洲时期与美国时期，分别以巴塞罗那馆（Barcelona Pavilion）和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为代表。密斯在这两个时期的作品不论是建筑类型、尺度和手法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他的建筑语汇通常被认为在此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在类型的细分的视角下，密斯的建筑语汇可被解读成一个连续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变换过程（typological transformation）。其中的连续性正是由子类型体现的。

在密斯的建筑作品中可以观察到具有共性的元素（shared elements），随着他的职业生涯的发展这些元素也持续而渐进的演化。以巴塞罗那馆为典型代表的密斯式展馆建筑类型（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中的柱子与基座（columns and the podium）是两个具有决定性的要素。然而，当它们被重组在密斯美国时期的作品中时，就不能仅仅被解读为建筑要素了。它们被转换成了一种具有了城市意义的范式。这种转换不是突然发生的，转变中的一个重要案例是在密斯的美国时期的第一个作品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校园规划（IIT Campus Master Plan, Chicago, 1939-58）。在该规划的两轮方案中，柱子与基座（columns and the podium）被从展馆建筑类型中提取出来，继而重构成底层架空柱和底座（pilotis and the plinth）。然而，不论是底层架空柱还是底座都不具备作为一个独立类型的丰富性。但是，这两个要素在不同作品中的重构与转换使它们可以被定义为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校园这一总体类型下地两个子类型。相应地，这些子类型的体系使得伊利诺伊理工学院的校园空间序列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展馆式场景模式”（the pavilion scenario）；这也标志了密斯原始的建筑展馆类型的瓦解（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original architectural pavilion type）。这两种子类型的转换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在密斯后期的高层设计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介入手段，以回应大都市的城市状况。城市空间由此得到了一种被重新定义的互动方式；而一种被重组的新的类型也应运而生—— 展馆城市类型（the urban pavilion type）。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子类型同时具有开放的可能性和互动关系上的一致性，后者强化了其总体类型。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地平面场景模式作为子类型（the subtype of ground scenario）”既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具体性又涉及到了城市层面的。因此，类型的细分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可被推广到对大都市语境下对地平面问题的探讨。关于城市层面的分析将在下篇中具体论述。